
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立场和表态,让许多国人对新加坡的不满几近不加掩饰。一些国人对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和逻辑是: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理应亲近中国;新加坡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却执意要在此问题上出头,甚至比一些声索国还更积极,屡次在国际场合让中国难堪,其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某军方人士的说法,中国应该“让新加坡付出代价”。
而在中国的看法和逻辑之外,新加坡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和逻辑。俗话说兼听则明,即便我们不接受新加坡的逻辑,也应该试着听一听,这样有助于我们心平气和、冷静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中新关系。下面,我就结合我对新加坡多年来的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的国情
任何国家的外交行为,都离不开其国情的制约,新加坡的国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其领土面积是719.1平方公里。所以新加坡被认为是个小红点,也有人说它是个鼻屎大的国家。作为一个小国,它生存的法则如何呢?
(1)毒虾策略。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么新加坡就是个虾米。李光耀说,新加坡必须是个有毒的虾米,如果你攻击我,我会反击,你就需要承担代价,而且你的损失或许比我大。所以新加坡在国防方面投入一直很高,每个男的到了一定年龄都要参军,而且退伍之后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每年都还要回部队去军训。他强调,新加坡要有威慑力,像黄蜂似的,你不敢惹我,一惹我的话,我会刺你一下,挺痛的。
(2)鱼群策略。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就说,新加坡是一条小鱼,只有存活在鱼群当中才能够保证安全。所以新加坡非常重视和周边地区进行联防自保。这个联防自保分为三个层次:五国联防,主要是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结合新加坡这五个英联邦国家;推动东盟之间的合作;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3)傍大鱼策略。新加坡认为美国是一条友善的大鱼,能够阻止其他大鱼到本地去闹事,所以它希望把美国的力量引入东南亚。李光耀曾经对尼克松说,有的国家就像树,长得高大挺拔,不需要支持;有些国家就像匍匐植物,需要依赖树才能往上爬。他认为日本、中国、韩国,甚至越南都是树,但谁是匍匐植物呢?他没有明言,但可以想象新加坡应该就是个匍匐植物,只能依靠大树。
要傍大鱼,傍谁呢?世界有很多大鱼,美国、中国都是大鱼,而在这其中,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所以新加坡傍美国是傍得比较深的。而要傍美国,也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策略。李光耀说跟美国总统打交道的一个诀窍就是在他当总统之前就物色好,事先搞好关系。事实上,李光耀在和中国打交道时也采取的是同样的策略。
而新加坡傍美国的方式,并不是一味谄媚或请求援助,而是推动对方的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基辛格说:“李光耀从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他不会跟华盛顿的人士谈新加坡的事情,他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李显龙此次到美国去,试图说服美国通过TPP,他的说辞不是我们需要这个TTP,而是讲如果美国不通过的话,对本身也不利,关系到美国的国际声誉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此外,新加坡也会帮美国出谋划策。举个例子,里根当总统的时候想访问中国,并想在此行中同时访问中国台湾。李光耀说:我非常吃惊,怎么能这样呢?不能够同时访问。他告诉里根应该先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然后里根再回访中国,这样就很自然了。里根后来还写信对李光耀表示感谢。
第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新加坡华人占人口多数,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官方不会提自己是华人为主的国家,它会强调我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且是个独立的国家。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新加坡有一个老华人,是读华校出身的,他曾经讲过: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和新加坡是什么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兄弟关系,会打架,但也会和好的;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就像小孩小的时候被强盗抢走了,而这个强盗比较富,小孩长大之后还有一点不太愿意回到生母那去;新加坡和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新加坡华人就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嫁到新加坡之后,她的第一效忠对象是婆家新加坡,当然她富了也可以帮助娘家,受委屈的话呢,也可以向娘家诉苦。
我听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当时我就问他:如果中国和新加坡打起来,你支持谁?我认为很难回答,结果他说,这不是很简单吗?谁有理我就支持谁。如果中国以强欺大,我就反中国;如果新加坡不讲理,我反新加坡。
这是老一代受华文教育出身的新加坡华人的态度。李光耀曾经讲过:如果有人问新加坡人你是哪里人?他会回答新加坡人。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大概1990年左右,而在这之前,他们更多想的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印度人,我是马来西亚人等等之类,而现在,他们则强调自己属于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新加坡执政党的一个干部,里面提到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结果他回信给我说:你这个说法在我们新加坡,有些人看到会感到不悦,因为我们强调多元种族,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核心价值观观——诚实廉洁、多元种族,任人唯贤、自力更生——的一部分。
另外,他们也会强调我们是个独立的国家。我想再讲个事儿:1976年李光耀带新加坡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他生怕中国会把它看成是炎黄子孙的代表团回到母亲怀抱,所以刻意带了马来人和印度人一块来,而且讲英语以示区别。据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印度族)回忆,当时华国锋拿了一本澳洲学者写的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给李光耀,说这是有关那件事的正确说法,李光耀接过书后看了一下封面和背面,然后把书交回给华国锋说,总理先生,这是你们的版本,印度方面另有一个版本,而无论如何我们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中国外长突然收起手中的一些文件,现场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谈话。纳丹说李光耀把书交回去的那一刻,证实了他虽是华人,却绝不从属于中国。
第三,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新加坡是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所以李光耀认为他更多属于东南亚国家,而不是一个华人国家。1976年李光耀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进行了大幅报道,李光耀对华国锋说:“《人民日报》在封面大肆报道我同毛泽东的会面,必定叫东南亚各国不悦。这次宣传引起了邻国疑虑,在疑虑消除之前,中国最好不要派贸易考察团到新加坡来。中国越要以‘亲戚国’的身份同我们亲近,反而越叫我们的邻国起疑。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相当显著的华族少数人口。他们虽属少数,他们 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却非同小可。这些华人的经济成就已经引起各国原住民的妒忌和不满。……这也是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样的忌惮,所以新加坡要在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和中国建交之后才跟中国建交。
第四,新加坡是一个具有亲西方传统的国家。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李光耀当了多年党的秘书长,早年这个党内有两派:一派是亲共派,一派是非共派,李光耀是非共派,两派是有斗争的,所以李光耀是有很长时间反共的历史的。在冷战期间,他明确说我们不亲中国或也不亲苏联,我们亲西方,这是李光耀的原话。不过话又说回来,李光耀一方面防共反共,另一方面也在模仿共产党的亲民作风和群众路线,而且至今在一些方面还保持得挺好。
新加坡的行为原则
第一个是务实的原则。新加坡有一个部长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坚信,人们应该看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看他们想看到的世界。也就是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所以李光耀对马基雅维利是很佩服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十本巨著之一。马基雅维里抛弃了古希腊以来传统的政治道德化观念,抛弃了经院哲学那种烦琐、教条的研究方法,从现实而不是从想象、从“实际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从历史和个人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都暗暗地偷学过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但要在公开场跟他划清界限。只有李光耀明确说,他喜欢他。
正是秉承务实的原则,李光耀认为香港人不应该老跟中央作对,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一个爱中国又爱香港的香港人管理这个特别行政区。这么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心事。现在香港的制度有可能启用爱香港、但害怕或憎恨中国大陆的人,这只会惹祸上身。
第二是利益原则。有人说李光耀这个人是只与利益交朋友,不与感情拉关系,因为国与国之间都是利益第一,所以李显龙在国庆讲话里面也说: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怎么说怎么做,要计算我们自身的利益,选择自己的定位。
第三是均衡原则。李光耀明言:大象打架,小草会遭殃;大象调情,小草同样会遭殃。大象就是大国,小草是小国,美国、中国是大国,新加坡是小国,所以李光耀希望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别太好也别太坏,保持一个距离,新加坡可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平衡。所以,新加坡希望成为美国朋友圈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朋友圈的一员。
新加坡虽然喜欢一个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也不愿意美国一方绝对独大,从而让自己变成美国的附庸。举个例子来说,1960年代,英国军队打算撤出新加坡,而当时新加坡的国防很弱,英国一撤走它很慌。这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跟李光耀打招呼,说苏联军舰想过来停靠,李光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英国首相希思,希思又告诉了基辛格,基辛格赶紧问李光耀有没有这个事儿,美国愿意助一臂之力。正因为有苏联要加入,李光耀说自己在英美面前“手里多了一张牌”。
我再讲一件事:1994年,美国少年迈克菲(Michael Fay)因破坏公物在新加坡被判处鞭刑,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给新加坡总统,替麦克菲求情,请求赦免。为此,李光耀向总统建议,新加坡虽然不能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请求赦免迈克菲,但也不能无视这项请求。最后,新加坡方面把迈克菲的鞭刑从六鞭改为四鞭,同时对其他判打鞭的人也相应减了两鞭左右,以示公平。
第四是要“保持核心立场”以占领“道德制高点”。李光耀说新加坡必须对重大国际事件表态,不表态不是我们的作风。2007年9月,缅甸仰光发生军人政府武力镇压僧侣示威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当时,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出席会议,新加坡正好是亚细安轮值主席国。他突然接到李光耀的电话告诉他要表明立场,否则就会丧失在国际间的地位。杨荣文说:“对李先生而言,保持一个核心立场至关重要,他形容这是‘道德的制高点’。这是我向他学到的原则。”这也许可以解释,新加坡为什么喜欢频频发声了。
第五是多元外交。这个多元分两个方面。一是说要成为每个人的朋友,结交愿意和我们交朋友的国家。二是国家间不应由一个单一议题主导,外交关系应该多元,由贸易、民间关系、教育合作、旅游等方面构成。因此,尽管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和中国有不同的声音,但它希望不要因此影响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未来的新中关系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说了那么多,它真正在意的其实是李显龙在2016年8月国庆大会上说的这三点:国际法,航行自由,团结的东盟。新加坡认为国际法是一个小国在世界上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大国可以为所欲为,小国却只能依靠国际法的保障;航行自由是因为新加坡濒临国际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一旦航行自由得不到保障,就可能危及新加坡的生存;团结的东盟则是因为东盟是新加坡的立身之本,新加坡不希望东盟分裂。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考虑,新加坡才在南海问题上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多次发声。事实上,新加坡也不仅仅是说了让中国不高兴的话,在美国访问时,李显龙也表达了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满,只是相当一部分国人不知道或选择了视而不见。
而新加坡的国情和行为原则决定了,未来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而这种平衡不是机械式的,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偏不倚,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偏向中国一些,有时偏向美国一些。在中美中间也不是站在与两端等距离的中间点,不是老在一个点,而是根据时代、时间实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过去几十年,新加坡靠美国的多一些,未来中国更加强大之后靠中国的也可能更多,这也是很自然的。
当然,中国和新加坡都在发生变化,新加坡的逻辑能不能被中国接受,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嘉宾一:如何评价李显龙这个人?
吕元礼:李显龙是剑桥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的数学能力很强,据说在数学系成绩排第一。院长后来告诉李光耀,我们本来想李显龙留校的,因为他数学成绩很好,但是李显龙不愿意。他给我们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说,他对新加坡负有责任。他说,我愿意选一个被人骂但能干事的工作,而不愿意选一个能骂别人但干不了事的工作。他说在这个世界,一个数学家的贡献还是少了一点,所以他选择回新加坡。
老有人问:如果没有李光耀,李显龙能当总理吗?李光耀父子的回答是这样子:如果没有李光耀,李显龙将更早当上总理。这个话不无道理,因为李显龙的能力和学历摆在那里。但是,这个话也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
李显龙本人是读华校出身,李光耀则是受英文教育的,华语不太好。但他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读华校。李显龙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读华校,他讲我少年时候崇拜的偶像是诸葛亮,那当然不是《三国志》里的诸葛亮,而是《三国演义》里那个。
李显龙后来到中国访问到“赤壁之战”遗址参观,回来之后又把《三国演义》有关“赤壁之战”那几章又看了看,因为那几章特别精彩。据说,李显龙在武候祠参观时还把门口那两个对联反复念了一下:“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挺欣赏。我想蜀国是个小国,新加坡也是个小国,他可能看完之后,有所启发吧。
总的来说李光耀跟李显龙有区别,李光耀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对中华文化的接触,主要是比较低层次的那些风俗习惯,但李显龙还是读了一些中国的书,他对中华文明应该说有一定的了解。李显龙在即将当总理还没当时访问中国,吴仪对他说:祝贺你步步高。李显龙回答:高处不胜寒。李光耀听了之后说:这个话我说不出来。显然,李显龙的中华文化素养是更强了。但时代不同,李显龙在治国方面,不可能像李光耀那么强势。
赵灵敏:其实呢,我也同意您说的,就是李显龙个人的素养确实很高。因为他是李光耀儿子,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认为他是靠裙带上位,但你认真考察他的经历,他的演讲水平,治国能力,会觉得他确实很有能力。去年新加坡大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视频《男神李显龙》。非常系统的总结了李显龙的个人修养和施政风格,确实是很厉害。他是数学出身,前几年他曾经编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放在网上,大家都觉得很惊为天人。另外,在跟一般老百姓接触的能力上,他比李光耀还要强一点。
2011年大选的时候,李光耀当时威胁选民说:如果你们投反对党的票,你们会后悔的。很多人听了很生气,赌气投了反对党,这就是李光耀的性格,他不大善于跟一般人去套关系,他只是告诉你很多硬道理,不跟你去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
但是,李显龙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现代的政治家,更适应今天这样一个舆论的环境和社交媒体时代。但我觉得他也有短板,就是他的力量还不够。李光耀的地位是从斗争和实战里面出来的,李显龙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李光耀这种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不可能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人。未来5年,李显龙就要交棒给下一任总理,所以从心理学上讲,他可能有树立自己独立形象的需要和焦虑,他要证明他除了是李光耀的儿子,还是一个独立的领导人,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也就是有一点刷存在感的意思。这也许是新加坡南海行为的一个另类解读。
嘉宾二:我是一个本科生,我想问一下新加坡现在的行为究竟能不能称得上是反华。就这个问题我也去问了一下我们的老师。他们觉得,新加坡反华这个现象不管是从过去还是从现在来讲,其实是不存在的。我很好奇这个现象究竟是否存在?
吕元礼:李光耀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冷战时期,他是反共。你说他反华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他确实是反共。当时中印战争,李光耀讲在私下里,我们更希望民主的印度胜,而不希望共产的中国胜。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李光耀反共的话讲的比较少,他会提我要站在中立立场。所以,你说他反华可以商榷,反共则是肯定的,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
赵灵敏: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挺惊喜的,遇到问题你有求证的意识,这一点很可贵。你的老师也是好老师,他没有煽动你那种情绪化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恭喜你。
一件事情,跟中国相关的事情,往往有中国的逻辑,也有外国的逻辑。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对新加坡有诸多不满,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就是一个24小时不停反华的一个国家。而从新加坡的角度看,它也有自己的逻辑。我们听了很多中国的逻辑,也应该了解一下新加坡的逻辑,这是我们今天请吕老师来的主要目的。同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样有利于我们树立一个相对平和公正的世界观。
嘉宾三: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在新加坡国内,他们海峡华人跟传统华人在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文化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吕元礼:这个问题很好,这位同学也是很有水平的。在新加坡,海峡华人主要看英语的《海峡时报》。新加坡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很多华人也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然后也学点华语。所以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华语,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的歇后语:老鼠过街,后面应该是人人喊打吧,可他们不知道,说老鼠过街,猫来了。语言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年轻一代人在美国读书,在感情上跟西方也许更近一些。我认为,新加坡多元种族下的双语政策,按李光耀的说法是它的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客观来说会导致英语好不到哪去,华语也好不到哪去,缺乏文化的根基。
另外,他们对中国也不会像老一代华人那么依恋。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只白色的鸟,腿挺长的。我就问一个路人,这个路人也不像什么知识分子,但脱口而出:就是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你看中国人随口就能念这首诗,但新加坡华人念不出来。
赵灵敏:海峡指的是英国当年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设立的海峡殖民地。海峡华人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说它虽然是从生物学角度是华人,但是他受的教育是英文的教育,可能很多人不会讲一句中文,完全生活在英文的环境里边的那样一种人。1955年之前,很多人华人虽然身在新加坡,但他的国家认同是中国,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回来了。比如陈嘉庚。
我在新加坡认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叫陈瑞献。这个人大概在40岁就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东南亚唯一的一个,到今天也是唯一的一个。他今年七十多岁了,前一段时间我在新加坡跟他聊,他还是说他在文化上的根基是中国。而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越来越有海峡华人的特征。
在新加坡有一个统计,说在二三十年前,很多华人在家里面讲的中文,也就是各地的方言,比如闽南语,海南话等。现在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少了,绝大部分华人在家里讲的都是英语了。因此,华文的《联合早报》在新加坡的发行量连年下降,因此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早报网》,这个网站的主要点击来自中国。
对于中新关系来讲,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现象。越来越多的新加坡精英受英美教育,有些部长甚至不会讲一句中文,他们要了解中国的困难就会很大。
嘉宾四:吕教授好,您是研究新加坡的专家,我很感兴趣,您当年是怎么选择新加坡作为您的研究专业领域?同时,相信您可能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一些疑惑,是什么让您坚定地一直研究新加坡?谢谢。
吕元礼:我大概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新加坡,真正坚定地研究新加坡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时我写了本书叫《亚洲价值观》,之后在北大访学,从北大图书馆走出来,正好看到那个五四大道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个念头:研究新加坡。从此之后,我就一直在搞这个研究。我认为一个人时间有限,能力也有限,你必须把你的全部心血托放在一件事上才能够有些许的作为,所以我这辈子就搞新加坡的研究了。
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你看公开的东西看多了,慢慢就会了解。我举个例子,李光耀特别重视人才,也强调基因决定论,他讲中国肯定会腾飞。为什么?因为新加坡人都是广东福建去的一些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都是打工仔的后代,而你们中国人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所以他说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中国做不到,中国一定会做得更好。
了解了这一点,后来新加坡选择在苏州建立工业园区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一定是认为苏州人比较聪明,而且苏州的文化比较重商,有商业头脑。李光耀后来也讲,当时其实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青岛,一个是苏州。李光耀是倾向选苏州,因为苏州古代状元出的比较最多,近代院士出的最多。
赵灵敏:吕老师是研究新加坡的权威,出了很多的新加坡书。我大概两个星期之前跟吕老师约定这次演讲之后,他这两个星期推掉很多其他的事情,做了很多功课,叫我看,李光耀说的话,李显龙说的话,他可以一字不落长段长段的背下来,功底已经很深,完全不用准备,但他坚持那样做,刚刚吃饭还打开电脑更新了一个数据。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素养。过去十来年,我认识了大量的学者,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很多的助益。一方面当然是知识和观点。某件事情你可能没有看明白,但是他两句话就能点拨你;另一方面是做事的方式和态度,就像吕老师这样,认真对待每件事情,不敷衍,不走过场。
嘉宾五:吕老师,您好!感谢您今天的讲座,我是暨南大学国际政治的学生,我今天的问题是:李光耀先生是在上世纪的时候,为了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提出了亚洲价值观。今天,新加坡国内是怎样看待这样的价值观,它的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在这方面有没有分歧。谢谢。
吕元礼:李光耀说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其实就是儒家价值,因为他是华人。而中西方在文化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东方崇尚集体主义。1980年代李光耀到中国来,当时中国领导人请他看一个叫《河殇》的专题片。李光耀看完之后说这部片子太反传统了,其实我们亚洲四小龙正在想方设法要去保留那些传统,而不是丢掉。
所以,他也讲像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行为规范不能变,,所以,新加坡在政策方面有个原则叫做政策走在风气之后。在教育,在科技上要走在前面,但是在有关道德风化的政策上,他们愿意保守一些。
举个例子,新加坡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男同性恋是非法的法律,在《刑法》里面有个相关的A377条。当然,李光耀也知道同性恋是天生的,他也理解同性恋,所以在2007年他们讨论要不要把这个A377条废除。讨论之后说还是不废除,但是不用,你在家里搞同性恋,他不管你,但是你别去到处宣传。李光耀说:如果我废除的话,就好像政府有个导向,告诉你可以搞同性恋,同时他也讲,公开废除之后他们就会有新的要求,比如能不能结婚。
在1970年代,新加坡也有嬉皮士运动。一些人喜欢留长头发,新加坡政府因此规定:男公务员不能留长头发,留长头发的男人到政府机关办事,排后面去。李光耀说,正因为我们当时比较保守,没有去顺应那个时代潮流,所以现在新加坡的单亲妈妈和离婚率,都比西方要低一些。再举个例子,新加坡男公务员的医疗福利可以给老婆用,女公务员的不能给老公,除非老公是个残疾人。为什么?李光耀说因为亚洲的观念,应该是男的养家而不是女的养家,当然这是前些年的政策,现在是不是有点变化也难说的。
赵灵敏:还有一个规定,离婚一定是男方给女方赡养费,不管两个人的经济地位如何,即使这个女的薪水比丈夫多很多,她的丈夫也必须给她赡养费。此外,离婚在新加坡非常麻烦,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程序,分居很久还要进行反复确认。
我觉得,因为文化传统的原因,新加坡、中国等亚洲社会一定会有于西方不同的亚洲价值观,但这不能够成为我们排拒西方好的东西的一个借口。
(以上内容根据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10月22日在世界灵敏度的演讲和问答整理,本演讲纯属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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